打人，踹人，以至咬人，都是不光彩的事，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，而我们都做了——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。
锺书感叹说，和什么等人住在一起，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。
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有一项革命措施，让“革命群众”住进“资产阶级权威”的家里去。据我后来得知，这叫“掺沙子”。“沙子”其实只是需要住房的人，政治面貌和表现各各不同。
1969年5月间，锺书对我说：“要分房子了，我们得分掉两间，×××要迎养母亲，祖孙三代人，至少得住两间房。”他说：“我答应分两间房，不过有个条件：我家东西多，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腾出房间。×××答应了。”
当时我们有四个房间。朝南三间，中间是客厅，沿墙放书橱。东边一个套房是锺书的卧房兼书房。西边临阳台的一间是我的卧房兼书房，锺书的衣物都在我的卧房里，朝北西尽头是我们女儿钱瑗和女婿得一的新房，和我的卧房相对。往东是一间卫生间和一间厨房。厨房就在我家的大门口。从大门进来是一条宽宽的过道，分隔朝南和朝北的房间。我们打算让出西尽头的两间卧房，留下客厅和套间自己住，因为面积略大一些。沙发等大件得卖掉，钢琴只能挤放在什么角落里。我们1962年8月才搬入这宽敞的新居（原先的宿舍面积很小，不过是一间办公室分隔成数小间），我们增添了家具，7年间累积了许多东西，也加添了人口。这回又紧缩，得狠狠地精简，锺书和我停止了我们的工作，每天得空就忙着清理东西。
没几天，×××说他家老太太已经到北京了，要找我们立即让出房间。他先还宽限几天，但随即改口说，明天就搬进来，我们屋里的东西不必搬走，他家也有用的。按当时的“革命”用语，就是把我们“扫地出门”。经我女婿得一说好说歹，两个革命男女答应宽限两天。
当时霖雨连日，旧货店雨里不上门收货。得一和钱瑗在下雨的间歇里，好不容易把沙发等大件送走。且不提我家的慌张忙乱。革命男女搬入我家，就是邻居了。我从小听父母教导说，“远亲不如近邻”。我们的“近邻”分明是“强邻”。我们既不能“三迁择邻”，睦邻就更有必要。我们想，邻居相争，往往是为些家常琐碎的事，我们气度大些，站得高些，作为近邻而义不容辞的事，我们都做到，这样总可以求个相安吧？所以我在他们搬入那天，一早把他们预先搬入厨房的煤炉子生上火。我自费配制的卧房门和壁橱门的钥匙一式几枚，留着也没有用了，就做个人情，全部点交给革命女子，让她放心使用。傍晚，我和锺书看见停放在楼下的一只小孩子的摇篮，就顺便为他们抬上三楼。革命男女大概以为煤炉子自己会生火，摇篮自己会爬上三楼，或许他们认为我们理该如此，反正他们没有理睬。我们由此更看透他们是何等人。所以直到下干校，我们两家从没有发生过任何争吵。
我和他们老太太同在厨房做饭的时候，就一起说说话。她是南方人，可和我谈家乡话，过了不多几天，她告诉我说：“明天就回家去了。”我很惊诧，还劝她老远来了别就走。她说：“叫我来分房子的呀。现在房子分到了，我也可以走了。”这是老太太的话，语气也是她的。第二天她果然走了。据同院的邻居说，老太太从此没有再来过。“迎养母亲”就是这么回事。
这年的11月，锺书下放干校。革命男女也先后下干校，家里留一个小孩子，由阿姨带领。我是下一年的7月才下放的。钱瑗没有下干校。我们和他们家阿姨和孩子，相处得很和谐。他们家阿姨如有困难，就和我们谈，例如孩子病了，或孩子长得快，小衣小被都太小了，怎么办等等。我们就帮她想想办法。革命男女同时请事假回京后，阿姨就问我们，“他们谢你们了吗？”我们怎么要他们谢呢。可是阿姨觉得她说声“谢谢”，还不足以报答，所以她“故意告诉了两遍”。他们从不理睬。阿姨叹气说，“真是一对白××”。（我不重复全句。阿姨还健在，可以问她。）
锺书下放干校以后，我下放干校前夕，女婿得一因“五·一六”案含冤自杀。这件事，我打算等我自己下干校后，亲自一点一点告诉锺书，免得他经受不起。当时吴世昌先生和锺书同在干校，而他的夫人严伯升和钱瑗是同事。我怕消息走漏，求严伯升帮助我们保密，她非常同情。革命女子想必知道了我们隐瞒。我下干校后，钱瑗一人在家里，她在厨房里当面质问：“你爱人‘下干校’啦？怎不回来探亲呀？”钱瑗说：“他已经去世了。”随后，钱瑗听到他们屋里哈哈大笑。这是我们事后才知道的。原来男沙子是整“五·一六”而为“革命”立功的人。
1972年3月，我们夫妇由干校回家。7月间，我们学部下放干校的全体人员也都回北京了。他们回北京后，仍天天开会、“学习”。“老先生们”（多数是以前的“牛鬼蛇神”）只在家“学习”，有时到所里开会。锺书开始写他的《管锥编》，我翻译《堂·吉诃德》，钱瑗在北师大教学，天天早出晚归。这时，我们和文学所、外文所的许多革命群众，因相处多时，已经是很亲善的“不战之友”了。可是掺入了我家的革命男女，好像还在“继续革命”、“不断革命”。我们的忍耐再忍耐，似是尚未“触及灵魂”。我女婿得一的自杀，是我家的一款大罪。知罪隐瞒，罪加一等。革命男女经常选中这个伤处，来触及我们的灵魂。例如男女佯作夫妻相骂介，女的大叫：“我要上吊了！”有一天（该是星期日），军宣队领导余震同志带着另一位较年轻的部队领导到我家访问。革命女子不知是告状呢还是示威，莺声历历地在门外骂“五·一六的臭寡妇！”钱瑗听了只悄悄转过身，不让别人看见她的脸。余震同志对这句骂深不以为然。他表示了他的不同意。我不记得他怎么说的，笔记本子记了又记。这两位同志想必还健在呢，也许他们记得。
12月2日是星期日，大家的休沐日。我家请一个钟点工小陈来洗衣服。革命女子也要她洗，并且定要先为她洗。钱瑗说，小陈是我家约来的。革命女子扬着脸对钱瑗说：“你不是好人！”随手就打她一耳光。我出于母亲的本能，不自量力，立即冲上去还手。钱瑗是看惯红卫兵行径的，不愿妈妈效尤，拉着我说：“妈妈，别——”可是她拽不动我，就急忙由大门出去了。（她是去找居委会主任的，当时我没有理会。）锺书这时在套屋的窗下看书，我记不清外间的门是开着还是关着，反正他不知道过道里发生的事。这时两个革命男女抓住我的肩膀和衣领，把我按下地又提起来，又摔下，又提起，又摔下。小陈当时在场。她向别人说，那女人要挖我的眼睛。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根据，革命女子没有挖我的眼睛，我只感到有手指在我脸上爬。我给跌摔得晕头晕脑，自知力弱不胜，就捉住嘴边的一个指头，按入口内，咬一口，然后知道那东西相当硬，我咬不动就松口放走了。我记不清自己给跌摔了多少次。
我有一架晾手绢、袜子的小木架子，站在过道的靠墙处。我的身体在革命男女的操纵下，把那木架子上的五根横棍全撞碎了，架子倒地有声。锺书该是听到木架倒地才出来的。我自己也奇怪，我怎么没叫喊一声。
我没看见他出来，只记得他举起木架子侧面的木板（相当厚的木板），对革命男子劈头就打。幸亏对方及时举臂招架，板子只落在胳臂肘上。如打中要害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我记得革命女子回她房间去取一支大粗手杖交给革命男子。我忙也到自己家门口拿出一支细藤手杖，但出门就被革命女子劈手夺去，好像是我特地拿来奉送的。我一看情势不妙，拉了锺书回房，关上门，锁上锁。
这里我该补上当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以及遗漏的细节。
（一）革命男子虽然拿着一支粗手杖，他并未动用。他是不愿打呢，还是没决定打呢，还是我们逃得快，他来不及打呢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他如要动用手杖，很容易，因为他个子高（男女俩都个子高），年纪轻，对方只是个瘦弱老人。可是他并没有动用手杖。这一点，我该实说。我却是挨自己的藤杖抽了几下，身上留下了几道青紫痕，心上意识到女的比男的手快心辣。
（二）革命男子气呼呼地指着自己的袍儿叫我看。他穿的是一件栗色绸子的袍儿，前面许多大脚印，横横斜斜的，一脚一脚从膝部直踹到肚皮上。他又提着自己的衣领叫我看。显然有人一把揪住他衣服的领口，抬脚踹他，把领口的纽襻都扯松了。这一脚一脚的尘土印，分明是男皮鞋的鞋底印。屋子里没有第三个男人，他本人不可能自己踹自己的肚皮。我很快地思维一过，忙用手把他袍儿上的鞋底印掸掉了。鞋底印怎么上去的，我确实没有看见，该是在举起木板之前吧？我掸掉鞋底印，该是在木板劈头之后，因为我当时有抱歉之意，同时也要销灭罪证。记忆里，一个个印象很鲜明，却是记不清次序，因为我给跌摔得糊涂了，而有些事我确实没有看见。我只把记忆深刻的印象一一记下，不去追忆细节的次序，免得追忆中产生错误。反正我的推断只是我的推断。
（三）我咬破了女沙子的手指。她翘起伤指，到处告状诉苦。有一位听到她诉苦的大妈对我发表意见：“手指在你自己身上呀，怎么跑到她嘴里去了呢？”
我锁上了门，两人站在门内，革命男女在门外用不知什么东西狠狠打门，打得砰砰响。门是三夹板制成的，有打破的危险。恰好钱瑗带着居委会主任刘大妈来了，她们看见革命男女各拿粗木棍打门（木棍是我家的墩布把儿），有一条木棍已打成两段。我们开了门，刘大妈进来问明究竟，然后又到革命男女家去问明究竟，并批评了他们，她就走了。
锺书余怒未息。我说，“幸亏我身体轻，没伤筋动骨，算了。”锺书用手一抹说：“这事不再说了！”他感叹说，和什么等人住一起，就会堕落到同一水平。我很明白，他这回的行为，不是出自本心，而是身不由己，正和我冲上去还手一样。打人，踹人，以至咬人，都是不光彩的事，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，而我们都做了——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。这件事，尽管我们在别人问起时，不免要说个大略，我们私下里确是绝口不再谈论或讲究，因为我们三人彼此间都很知心。
但是毕竟发生了这么一件事，我们不能不向领导汇报。文学所的副所长唐棣华同志住在本楼，我们就向她汇报了一个大略——主要是我汇报，因为锺书所知，不如我周全。唐棣华同志不便介入，只示意我们还该向其他领导汇报。我们一处处汇报，才知道革命男女早已各处都告过状了，而且满处宣传：“地主打了贫农”。他们还到医院验伤，医院为革命男子开了一张验伤证明单。革命男子胳臂上有一块青紫，他揎起衣袖时，我偶曾见过一眼。
以后几天，我们两人勉强还继续自己的工作，但保护我们的只有一扇门了。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我们虽然被打入“牛鬼蛇神”阵营，我们心里很安定，因为从未觉得革命群众是敌人，我们和他们只是处境不同而已。这番才第一次有恐怖感，觉得自己容身无地，落在不知什么人手里了。晚间听到革命男女窃窃嘻笑，就懔然畏惧。我们听到传言，他们说，这次便宜了我们，下星期日要下毒手，着实打我们一顿。
星期日到了。我乘他们还未起床，早早做了早餐，涮洗了锅碗。以后就没敢再进厨房，因为革命男女老在那儿出出进进。我想上厕所，开门张望几次，总不得机会。一次看见那女人叉着腰坐在浴盆边上，如有所待。我就轻轻掩上门，耐心再等等。10点了，10点10分，——20分，——30分，——40分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做饭呀？我准备等到他们吃饭，或等到他们睡觉。
钱瑗忽然说：“咱们逃走吧。”
逃走？逃哪儿去？有路可逃，还不逃吗！
钱瑗说，她在北师大宿舍有个铺位，午后可以躺会儿休息，房间朝北，天气冷，目前没人住，屋里有三只双层床。我们立即决定逃走。我们收拾了几件必不可少的东西，每人拿一二小件。我们商量好如何逃跑，伺机行事。将近十一点，那女人大概是等得不耐烦了，我们忽由窗里看见她骑车走了。我们轻轻开个门缝看看。过道里没人，男的在房间里呢。我们只需逃出大门就不怕，因为在这扇大门以内，我们有理说不清；大门以外，邻家有人，有目共睹，我们不用怕。钱瑗打先锋，她轻轻地开了我们屋子的门，轻而快地过去开了大门，锺书紧跟在后，我殿后。我们房间的锁很复杂，得向左转，又向右转。我也轻快地锁上了门。三人紧贴着溜出大门，我轻轻把大门关上，然后三人一连串走下楼梯，一同喘了一口大气，我们逃出来了！
我们先到附近朋友家去休息一下，吃几口饭，向我们的领导同志们请得准许——这不很容易，不过我们还是得到了准许才逃走的。这是在1973年12月9日。我们过了3年流亡生活，1977年2月搬入三里河新居。流亡的生活当然艰苦，可是我们不必担惊受怕了。
锺书不愿再提的事，我始终没有向他再提过，可是从“掺沙子”到流亡的那番往事，毕竟是我一生难忘的亲身经历，也是应该让大家知道的一段历史。别人的传说，都不详、不尽、不实。我应该在自己有生之年，把这段往事公之于众，我说的话可有我负责。
（摘自1999年11月19日《南方周末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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